“大学生羡慕农民工月薪”还需理性看待
近日，网站上一个名为《回家后，我无颜面对的事情：怎么大学生不如农民工呢？》的帖子，引发了众多网友激烈讨论。发帖者自称是一名应届大学生，她在帖子中讲述了自己找工作的经历，特别提到了今年春节回老家过年，她与技校毕业的弟弟妹妹对比，甚至与在建筑工地打工的亲戚作比较，自己感受到种种憋屈。
其实，这位大学生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某教育评估机构最近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长三角地区本科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后实际月收入平均为2667元，不如长三角某些技术工种的农民工工资。去年下半年起，泥水匠中手艺精、动作快者，月收入上万元已不是神话。
大学毕业生，在教育投入上要比农民工和技校毕业的学生多很多，从情理上说，似乎也应该拥有更高的起点。但我们必须看到，对于企业来说，文凭固然看重，但最看重的却是能力。并且，再优秀的大学生，也要从基层做起。
具体到这位“无颜面对”的大学生，她的问题其实并不少。据记者了解，她工作的第一家公司反映，她对公司软件操作不熟，业务能力还需提高；她工作的第二家公司反映，“少了点灵气，上手不太快”，属于“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人。显然，起薪低，与其工作能力不强有很大关系。而对于企业来说，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员工，员工如果能力强，企业没有理由不给员工加薪。
大学生起薪低，并不意味着“读书无用”。很多现在高薪水的白领，也是从最基层，从不如农民工月薪做起的。只要坚持，只要能够在工作中注意学习和积累，在收入上想必会水涨船高。
其实，简单的纠结于起薪点低，简单地与农民工比较，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大学生的优势在于拥有完备的知识体系，学习能力强、综合素质高，从职业发展潜力来说，和长期从事简单工种、重复劳动的农民工没有可比性。因此，大学生应该认清自身的优势，更要认清自己的劣弱，在提高自身素质上下工夫。打铁先要自身硬，如果得过且过、患得患失，恐怕不仅仅是起薪比不上农民工，再过几年，是否能找到工作也将成为未知数。
关于《忐忑》《丢丢铜》不得不发的质疑
随着《忐忑》大“火”，民歌手龚琳娜逐渐成了媒体追捧的目标。最近的北京新春音乐会上，龚等6人演唱其丈夫老锣改编的《丢丢铜》，被捧为“新神曲”……
这个“放卫星”的速度，还是蛮快的，近乎于唱《忐忑》的“时速”：2010年年底，一段龚琳娜唱《忐忑》的视频上传网络，其演唱中的夸张表情旋即蹿红网上，而歌词一句乌有，也被网友和某些娱记认定为“神曲”。《忐忑》搬上湖南卫视春晚，“神曲”一鸣惊人。而前述之北京新春音乐会，龚琳娜仍聚焦了最多的镜头，置身杨洪基、谭晶、戴玉强诸位歌唱名家之中，她以一曲更难的“神曲”《丢丢铜》“鹤立鸡群”……
这倒我不能不想起170年前的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与其笔下著名的《皇帝的新装》。名家名著，妇雏皆晓，就不必在此饶舌了。笔者拍案惊奇的是，近170年来，多少“皇帝”换了多少“新装”，怎么就少了天真的孩子当众一呼呢？
《忐忑》最“神”之处就是没有歌词。《丢丢铜》改编自闽南语儿歌，“乐速”直逼《忐忑》，“难度”似有超越，通篇只有“diudiu(丢丢)……”两个字的发音听得懂。
《忐忑》之“神”还在于“速”。“神速”之《忐忑》《丢丢铜》被认为是对民歌的“创新”。越唱越“快”就是“创新”？就能流行？其实，快唱只不过比慢唱更易吸引眼球，讨巧，慢唱才更考验一名
歌手的功力，要唱出彩、被接受也更难。忆往昔，《我的祖国》《敖包相会》《草原之夜》等民歌成为经典，不都是因为“慢”唱，听众也细嚼慢品，才“撞”出了极大而恒久的艺术魅力？
在演唱《丢丢铜》时，龚氏依旧面部表情丰富，“特点”十分鲜明。如何看待这首“曲调依旧怪异、眼神依旧神奇、歌词依旧诡异”的“新神曲”，笔者上网略略一扫，便见网友感叹：“龚阿姨就不能唱一首正常点儿的歌？能否用正常的方式唱一首歌？ ”比照龚氏在《忐忑》视频的“表演”，让人不能不感叹：她“百变”的表情，不啻是“控制”观众的“利器”么？
《忐忑》既出，网友先“晒”模仿露怯事，“流行歌后”王菲也自曝学唱难。于斯“神曲”面世，粉丝追捧者众，(艺人)竞相模仿者众，一股追“奇”斗“怪”之风，由《忐忑》翩然而至《丢丢铜》。这不能不让人想到，是不是歌坛又生“芙蓉姐姐”与“凤姐”？而今，茫茫受众一窝蜂地追捧“超人”般的演唱速度、“百变”的演唱者表情滑稽感、“雷人”的歌词难度，“达人秀”似的嗓音变化，这是不是说明人们的审美观念又从“审丑”堕入了“审怪”之境？
某些媒体于此又究竟何为？有些娱记将其作为一种“时尚”还是一种娱乐现象过度“消费”，要引发“神马”效果？……
时代造就“草根”艺人的春天
由“《春天里》禁唱风波”引出的话题——
去年8月，当刘刚和王旭在陋室里光着膀子唱着歌的时候，也许没有预见到命运的拐点即将到来。一首《春天里》，一段朋友随手拍摄并上传网络的视频，他们一夜之间成为网络红人，成为“旭日阳刚”，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也和《春天里》的创作人汪峰有了一场版权纠纷。
随着旭日阳刚表示尊重汪峰的意愿，今后将努力创作自己的歌曲，纷扰了多日的“《春天里》禁唱风波”似乎终于尘埃落定。
然而，旭日阳刚们的未来，却没有因此变得明朗起来。人们关心的，不只是离开了《春天里》的旭日阳刚还能走多远，更是他们身上这张“草根”标签，还能被消费多久。
其实，“禁唱令”并非旭日阳刚这些日子面临的唯一困扰。就在汪峰方面提出不允许这对组合今后以任何形式翻唱《春天里》之后不久，旭日阳刚的“农民工”身份也遭到了质疑。有人提出，主唱王旭在北京某单位做仓库保管员，吉他手刘刚曾短期在酒吧做过驻唱，后来固定在马路边和地下通道卖唱，就是俗称的“通道歌手”，都不是媒体报道的“农民工”身份。这一发现令不少网友大呼上当。而与此同时，和旭日阳刚一同走上春晚舞台的民工街舞团，也遭到了类似的身份质疑。
用网友的一句话可以解释人们的这种执著追寻：旭日阳刚的成功不在《春天里》，也不在他们的歌喉，而在于他们的“草根”身份。当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表征，旭日阳刚自然激起了人们的情感波澜。所以，是先有了那一间陋室和那两个光着膀子喝酒抽烟的身影，才有了《春天里》的感人；是先有了在地下通道中卖唱养家的故事，才有了西单女孩《天使的翅膀》的催泪。
于是，当旭日阳刚和西单女孩们正式进入演艺圈，开始要玩这一场商业游戏时，“草根”二字成了他们身上最大的价值所在，也是他们身后的包装团队刻意突出的元素。旭日阳刚在道歉博客里说自己“文化程度不高，都是很简单的人。除了唱歌，这个圈子里的很多东西我们真的了解得太少”，就被网友质疑为一种经过设计的策略，“故意强调自己的弱者身份博同情”：“这个圈子里的事情，你们不了解，你们背后的团队也不了解么？”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低姿态，让许多网友在这场“禁唱令”的风波中坚定地站在了“草根”这边，发出了“他们能走到今天容易吗？汪峰你就高抬贵手吧”的呼吁。
时代造就“草根”艺人的春天
说起来，旭日阳刚和西单女孩并不是第一波走红的“草根”歌手。在华语流行乐坛，太多明星是从底层起步的：孙楠烧过锅炉，林依伦做过厨师，郭富城曾经是冷气技工，F4成员之一的朱孝天送过快递，迪克牛仔和阿杜都曾经搬过砖头……然而当初他们出道时，并没有把自己的底层经历作为卖点，反而千方百计要突出自己在演唱方面的专业水准，为什么到了今天，所谓“草根”成了值得大书特书的标签？
这种区别的背后，是两种人群所处的时代不同。在郭富城出道的年代，全社会弥漫的是偶像崇拜情结，艺人只有表现出不同凡人的专业素质才能得到大众的仰视和认同。然而，当这个时代逐渐用平凡和感动代替了巨星和成功，相比于天生明星相来说，旭日阳刚和西单女孩的路人形象对大众来说更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反偶像时代的偶像。每个人都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每个人都在他们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期待；他们的成功故事，传递出的是所有和他们一样平凡的“草根”们共有的心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他们与生俱来的真实感，更补偿了大众对于娱乐圈种种虚伪的失望和厌倦。
所以，在经历了超女、快男和达人秀的铺垫之后，以登上央视春晚为标志，“草根”艺人们在这个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以一种新兴力量的姿态全面占据了大众视野。向来英雄不问出处的娱乐圈，突然以“草根”为荣；在互联网上随便搜一搜，“挖掘中国‘草根新力量’”、“草根艺人机会来了”的条目随处可见。
中国影视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
中国悠久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就像蕴藏在地下的丰富矿藏，如果不经过人工的开采、冶炼，它永远不可能“兑现”其内在能量和价值。因此，传统的文化资源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才能够实现它的文化价值。进而言之，国家的软实力并不是一种自我确认、自我命名的文化属性，而是一种需要对文化资源进行深度开发与能量转化、并且通过广泛传播之后才能够实现的文化力量。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流行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不论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除了通过政府的公共职能机构进行贯彻之外，必须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以感性的、甚至是娱乐的方式进行广泛传播，由此建立公众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学者丁言曾说：“文化只有被大众认同并成为全社会行动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才能成为整合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够对传统文化资源照单全收。传统戏曲《赵氏孤儿》的原作中贯穿着一种“血亲至上”的传统道德，这曾经是推进全剧情节发展的重要叙事动力。与此相一致的还有一种“冤冤相报”的复仇伦理。所以，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屠岸贾最后不仅被杀死，而且同样也遭到灭门。现在，如果我们也沿袭这种“你杀了我全家，我也要杀你全家”的杀戮逻辑，就等于把我们置于古代封建社会，以豺狼的方式对待豺狼，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是不是也要以纳粹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屠杀方式，把所有的日耳曼人都送进集中营呢？记得美国电影《恶魔军官》在片头曾引用了尼采的名言：“要想战胜恶魔的人，当心不要变成恶魔”，就连“娱乐至上”的好莱坞电影也知道不要采用以恶制恶的方式误导观众，我们今天的电影当然不能再去重复传统文化的杀戮逻辑。
影片《孔子》在力图还原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形象的时候，还用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观众所接受的电影语言方式，表达了影片对传统文化的由衷敬意。
客观地讲，孔子期望诸流和鸣的大同世界，向往大道畅通、众芳献瑞的和谐时代，追慕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淳朴民风，赞赏尊老爱幼的人伦胜境——而这一切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实现的。也许，恰恰就是因为它的遥不可及，才更加证明了孔子所向往的是一个伟大的理想王国，它甚至是需要用生命才能够兑现的理想世界。
在影片中我们真正被孔子所感动，恰恰是从他踏上风雪交加的周游列国之路开始的。此时在政治上失意的孔子，在失去了治国安邦的现实可能之后，带着自己的弟子游走四方，讲学传道。这种选择代表的即是孔子对自我价值的一种人生选择，也是其文化责任的一种历史选择。尽管对孔子至今还存在着许多争论乃至非议，可是一个在风雪中怀才不遇的孔子，比一个在官场上春风得意的孔子更让人们感动；一个在逆境中迎风冒雪艰难前行的孔子比一个在顺境中自鸣得意的孔子更令人敬佩。
不论是什么题材，什么类型，随着故事情节不断展开，作者在叙事的链条上建构的一种因果相依的叙事逻辑，能够把一种情节的必然性注入字里行间，观者在对前因的了解与对后果的期待中自然会接受作品情节中潜在的价值判断。
近日，网站上一个名为《回家后，我无颜面对的事情：怎么大学生不如农民工呢？》的帖子，引发了众多网友激烈讨论。发帖者自称是一名应届大学生，她在帖子中讲述了自己找工作的经历，特别提到了今年春节回老家过年，她与技校毕业的弟弟妹妹对比，甚至与在建筑工地打工的亲戚作比较，自己感受到种种憋屈。
其实，这位大学生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某教育评估机构最近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长三角地区本科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后实际月收入平均为2667元，不如长三角某些技术工种的农民工工资。去年下半年起，泥水匠中手艺精、动作快者，月收入上万元已不是神话。
大学毕业生，在教育投入上要比农民工和技校毕业的学生多很多，从情理上说，似乎也应该拥有更高的起点。但我们必须看到，对于企业来说，文凭固然看重，但最看重的却是能力。并且，再优秀的大学生，也要从基层做起。
具体到这位“无颜面对”的大学生，她的问题其实并不少。据记者了解，她工作的第一家公司反映，她对公司软件操作不熟，业务能力还需提高；她工作的第二家公司反映，“少了点灵气，上手不太快”，属于“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人。显然，起薪低，与其工作能力不强有很大关系。而对于企业来说，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员工，员工如果能力强，企业没有理由不给员工加薪。
大学生起薪低，并不意味着“读书无用”。很多现在高薪水的白领，也是从最基层，从不如农民工月薪做起的。只要坚持，只要能够在工作中注意学习和积累，在收入上想必会水涨船高。
其实，简单的纠结于起薪点低，简单地与农民工比较，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大学生的优势在于拥有完备的知识体系，学习能力强、综合素质高，从职业发展潜力来说，和长期从事简单工种、重复劳动的农民工没有可比性。因此，大学生应该认清自身的优势，更要认清自己的劣弱，在提高自身素质上下工夫。打铁先要自身硬，如果得过且过、患得患失，恐怕不仅仅是起薪比不上农民工，再过几年，是否能找到工作也将成为未知数。
关于《忐忑》《丢丢铜》不得不发的质疑
随着《忐忑》大“火”，民歌手龚琳娜逐渐成了媒体追捧的目标。最近的北京新春音乐会上，龚等6人演唱其丈夫老锣改编的《丢丢铜》，被捧为“新神曲”……
这个“放卫星”的速度，还是蛮快的，近乎于唱《忐忑》的“时速”：2010年年底，一段龚琳娜唱《忐忑》的视频上传网络，其演唱中的夸张表情旋即蹿红网上，而歌词一句乌有，也被网友和某些娱记认定为“神曲”。《忐忑》搬上湖南卫视春晚，“神曲”一鸣惊人。而前述之北京新春音乐会，龚琳娜仍聚焦了最多的镜头，置身杨洪基、谭晶、戴玉强诸位歌唱名家之中，她以一曲更难的“神曲”《丢丢铜》“鹤立鸡群”……
这倒我不能不想起170年前的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与其笔下著名的《皇帝的新装》。名家名著，妇雏皆晓，就不必在此饶舌了。笔者拍案惊奇的是，近170年来，多少“皇帝”换了多少“新装”，怎么就少了天真的孩子当众一呼呢？
《忐忑》最“神”之处就是没有歌词。《丢丢铜》改编自闽南语儿歌，“乐速”直逼《忐忑》，“难度”似有超越，通篇只有“diudiu(丢丢)……”两个字的发音听得懂。
《忐忑》之“神”还在于“速”。“神速”之《忐忑》《丢丢铜》被认为是对民歌的“创新”。越唱越“快”就是“创新”？就能流行？其实，快唱只不过比慢唱更易吸引眼球，讨巧，慢唱才更考验一名
歌手的功力，要唱出彩、被接受也更难。忆往昔，《我的祖国》《敖包相会》《草原之夜》等民歌成为经典，不都是因为“慢”唱，听众也细嚼慢品，才“撞”出了极大而恒久的艺术魅力？
在演唱《丢丢铜》时，龚氏依旧面部表情丰富，“特点”十分鲜明。如何看待这首“曲调依旧怪异、眼神依旧神奇、歌词依旧诡异”的“新神曲”，笔者上网略略一扫，便见网友感叹：“龚阿姨就不能唱一首正常点儿的歌？能否用正常的方式唱一首歌？ ”比照龚氏在《忐忑》视频的“表演”，让人不能不感叹：她“百变”的表情，不啻是“控制”观众的“利器”么？
《忐忑》既出，网友先“晒”模仿露怯事，“流行歌后”王菲也自曝学唱难。于斯“神曲”面世，粉丝追捧者众，(艺人)竞相模仿者众，一股追“奇”斗“怪”之风，由《忐忑》翩然而至《丢丢铜》。这不能不让人想到，是不是歌坛又生“芙蓉姐姐”与“凤姐”？而今，茫茫受众一窝蜂地追捧“超人”般的演唱速度、“百变”的演唱者表情滑稽感、“雷人”的歌词难度，“达人秀”似的嗓音变化，这是不是说明人们的审美观念又从“审丑”堕入了“审怪”之境？
某些媒体于此又究竟何为？有些娱记将其作为一种“时尚”还是一种娱乐现象过度“消费”，要引发“神马”效果？……
时代造就“草根”艺人的春天
由“《春天里》禁唱风波”引出的话题——
去年8月，当刘刚和王旭在陋室里光着膀子唱着歌的时候，也许没有预见到命运的拐点即将到来。一首《春天里》，一段朋友随手拍摄并上传网络的视频，他们一夜之间成为网络红人，成为“旭日阳刚”，登上了央视春晚舞台，也和《春天里》的创作人汪峰有了一场版权纠纷。
随着旭日阳刚表示尊重汪峰的意愿，今后将努力创作自己的歌曲，纷扰了多日的“《春天里》禁唱风波”似乎终于尘埃落定。
然而，旭日阳刚们的未来，却没有因此变得明朗起来。人们关心的，不只是离开了《春天里》的旭日阳刚还能走多远，更是他们身上这张“草根”标签，还能被消费多久。
其实，“禁唱令”并非旭日阳刚这些日子面临的唯一困扰。就在汪峰方面提出不允许这对组合今后以任何形式翻唱《春天里》之后不久，旭日阳刚的“农民工”身份也遭到了质疑。有人提出，主唱王旭在北京某单位做仓库保管员，吉他手刘刚曾短期在酒吧做过驻唱，后来固定在马路边和地下通道卖唱，就是俗称的“通道歌手”，都不是媒体报道的“农民工”身份。这一发现令不少网友大呼上当。而与此同时，和旭日阳刚一同走上春晚舞台的民工街舞团，也遭到了类似的身份质疑。
用网友的一句话可以解释人们的这种执著追寻：旭日阳刚的成功不在《春天里》，也不在他们的歌喉，而在于他们的“草根”身份。当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表征，旭日阳刚自然激起了人们的情感波澜。所以，是先有了那一间陋室和那两个光着膀子喝酒抽烟的身影，才有了《春天里》的感人；是先有了在地下通道中卖唱养家的故事，才有了西单女孩《天使的翅膀》的催泪。
于是，当旭日阳刚和西单女孩们正式进入演艺圈，开始要玩这一场商业游戏时，“草根”二字成了他们身上最大的价值所在，也是他们身后的包装团队刻意突出的元素。旭日阳刚在道歉博客里说自己“文化程度不高，都是很简单的人。除了唱歌，这个圈子里的很多东西我们真的了解得太少”，就被网友质疑为一种经过设计的策略，“故意强调自己的弱者身份博同情”：“这个圈子里的事情，你们不了解，你们背后的团队也不了解么？”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低姿态，让许多网友在这场“禁唱令”的风波中坚定地站在了“草根”这边，发出了“他们能走到今天容易吗？汪峰你就高抬贵手吧”的呼吁。
时代造就“草根”艺人的春天
说起来，旭日阳刚和西单女孩并不是第一波走红的“草根”歌手。在华语流行乐坛，太多明星是从底层起步的：孙楠烧过锅炉，林依伦做过厨师，郭富城曾经是冷气技工，F4成员之一的朱孝天送过快递，迪克牛仔和阿杜都曾经搬过砖头……然而当初他们出道时，并没有把自己的底层经历作为卖点，反而千方百计要突出自己在演唱方面的专业水准，为什么到了今天，所谓“草根”成了值得大书特书的标签？
这种区别的背后，是两种人群所处的时代不同。在郭富城出道的年代，全社会弥漫的是偶像崇拜情结，艺人只有表现出不同凡人的专业素质才能得到大众的仰视和认同。然而，当这个时代逐渐用平凡和感动代替了巨星和成功，相比于天生明星相来说，旭日阳刚和西单女孩的路人形象对大众来说更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反偶像时代的偶像。每个人都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每个人都在他们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期待；他们的成功故事，传递出的是所有和他们一样平凡的“草根”们共有的心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他们与生俱来的真实感，更补偿了大众对于娱乐圈种种虚伪的失望和厌倦。
所以，在经历了超女、快男和达人秀的铺垫之后，以登上央视春晚为标志，“草根”艺人们在这个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以一种新兴力量的姿态全面占据了大众视野。向来英雄不问出处的娱乐圈，突然以“草根”为荣；在互联网上随便搜一搜，“挖掘中国‘草根新力量’”、“草根艺人机会来了”的条目随处可见。
中国影视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
中国悠久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就像蕴藏在地下的丰富矿藏，如果不经过人工的开采、冶炼，它永远不可能“兑现”其内在能量和价值。因此，传统的文化资源只有经过创造性转化，才能够实现它的文化价值。进而言之，国家的软实力并不是一种自我确认、自我命名的文化属性，而是一种需要对文化资源进行深度开发与能量转化、并且通过广泛传播之后才能够实现的文化力量。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流行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不论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除了通过政府的公共职能机构进行贯彻之外，必须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以感性的、甚至是娱乐的方式进行广泛传播，由此建立公众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学者丁言曾说：“文化只有被大众认同并成为全社会行动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才能成为整合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够对传统文化资源照单全收。传统戏曲《赵氏孤儿》的原作中贯穿着一种“血亲至上”的传统道德，这曾经是推进全剧情节发展的重要叙事动力。与此相一致的还有一种“冤冤相报”的复仇伦理。所以，在元杂剧《赵氏孤儿》中屠岸贾最后不仅被杀死，而且同样也遭到灭门。现在，如果我们也沿袭这种“你杀了我全家，我也要杀你全家”的杀戮逻辑，就等于把我们置于古代封建社会，以豺狼的方式对待豺狼，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是不是也要以纳粹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屠杀方式，把所有的日耳曼人都送进集中营呢？记得美国电影《恶魔军官》在片头曾引用了尼采的名言：“要想战胜恶魔的人，当心不要变成恶魔”，就连“娱乐至上”的好莱坞电影也知道不要采用以恶制恶的方式误导观众，我们今天的电影当然不能再去重复传统文化的杀戮逻辑。
影片《孔子》在力图还原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形象的时候，还用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观众所接受的电影语言方式，表达了影片对传统文化的由衷敬意。
客观地讲，孔子期望诸流和鸣的大同世界，向往大道畅通、众芳献瑞的和谐时代，追慕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淳朴民风，赞赏尊老爱幼的人伦胜境——而这一切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实现的。也许，恰恰就是因为它的遥不可及，才更加证明了孔子所向往的是一个伟大的理想王国，它甚至是需要用生命才能够兑现的理想世界。
在影片中我们真正被孔子所感动，恰恰是从他踏上风雪交加的周游列国之路开始的。此时在政治上失意的孔子，在失去了治国安邦的现实可能之后，带着自己的弟子游走四方，讲学传道。这种选择代表的即是孔子对自我价值的一种人生选择，也是其文化责任的一种历史选择。尽管对孔子至今还存在着许多争论乃至非议，可是一个在风雪中怀才不遇的孔子，比一个在官场上春风得意的孔子更让人们感动；一个在逆境中迎风冒雪艰难前行的孔子比一个在顺境中自鸣得意的孔子更令人敬佩。
不论是什么题材，什么类型，随着故事情节不断展开，作者在叙事的链条上建构的一种因果相依的叙事逻辑，能够把一种情节的必然性注入字里行间，观者在对前因的了解与对后果的期待中自然会接受作品情节中潜在的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