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性观念之所以有这样的发展轨迹，其原因并不偶然。
中国儒家固有思想对人性的探讨是从后天伦理善恶的角度谈先天的善恶。孔子从来就没有就人性的实然状态做出或善或恶的评说。孔子只是在人性可以达到的应然状态——“仁”的境界，以及相对于这一境界下的人，尚且无法“从心所欲，不逾距”的现实处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出种种表述。中国的文化体系是肯定人的主动性与自我超越的可能性的。天人之间的契合方式是人单方面向上的努力，通过人的教化和修养，希望逐渐达到人格的完善。在人性论上，人的应然本质与实然状态之间的矛盾张力，共同构成人的理想与现实间的多层面的人性状态本身。因此，仅从人性实然状态的某一个方面（或善或恶），表述复杂的人性本身，既无法描述人性的整全之貌，也无法解决人的应然之善，与现实人生存在恶的实然状态之间的矛盾。其结果是，儒家以为只有圣人才是那个“与天地相参”的大人，而普通百姓是很卑微的小人。到汉唐时期形成了性三品说，把天然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宋代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意思是说只有儒家的这些圣贤才能体会上天的本意，从而为那些老百姓们安排好命运。人与人之间即在人性上有先天的差别，自然无平等可言。君子圣人永远高高在上，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
而且，因为天人之间没有一个中介，天人始终难以相契合。最终导致宋明理学受佛教影响对人的欲望进行消极的否定，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影响中国上千年。中国人的创造力和自由思想受到极大的压制、否定和束缚。
最后，伦理道德上的“忠恕”立根于人自己，缺少终极意义上的主宰作为其根基，人失去了天的坐标，只能在人伦关系中徘徊。因而 “忠恕之道” 这种推己及人的爱，是以宗族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有差等的爱。要求以对父母兄弟之爱为圆心，层层外推，逐渐扩充到对宗族、国家和社会的爱，其中“亲亲”之爱最真实，最浓厚，即“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它注重宗族的利益忽视个人的利益。“仁”与“克己复礼”紧密相连。结果，个人在君臣父子的纲常关系中迷失了自我。人权得不到尊重，“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
传统文化的人性观念最终导致的是人性的悲剧，人性的失落。金庸先生在《鹿鼎记》后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可是因为没有找到一条人性的出路吗？
中国儒家固有思想对人性的探讨是从后天伦理善恶的角度谈先天的善恶。孔子从来就没有就人性的实然状态做出或善或恶的评说。孔子只是在人性可以达到的应然状态——“仁”的境界，以及相对于这一境界下的人，尚且无法“从心所欲，不逾距”的现实处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出种种表述。中国的文化体系是肯定人的主动性与自我超越的可能性的。天人之间的契合方式是人单方面向上的努力，通过人的教化和修养，希望逐渐达到人格的完善。在人性论上，人的应然本质与实然状态之间的矛盾张力，共同构成人的理想与现实间的多层面的人性状态本身。因此，仅从人性实然状态的某一个方面（或善或恶），表述复杂的人性本身，既无法描述人性的整全之貌，也无法解决人的应然之善，与现实人生存在恶的实然状态之间的矛盾。其结果是，儒家以为只有圣人才是那个“与天地相参”的大人，而普通百姓是很卑微的小人。到汉唐时期形成了性三品说，把天然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宋代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意思是说只有儒家的这些圣贤才能体会上天的本意，从而为那些老百姓们安排好命运。人与人之间即在人性上有先天的差别，自然无平等可言。君子圣人永远高高在上，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
而且，因为天人之间没有一个中介，天人始终难以相契合。最终导致宋明理学受佛教影响对人的欲望进行消极的否定，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影响中国上千年。中国人的创造力和自由思想受到极大的压制、否定和束缚。
最后，伦理道德上的“忠恕”立根于人自己，缺少终极意义上的主宰作为其根基，人失去了天的坐标，只能在人伦关系中徘徊。因而 “忠恕之道” 这种推己及人的爱，是以宗族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有差等的爱。要求以对父母兄弟之爱为圆心，层层外推，逐渐扩充到对宗族、国家和社会的爱，其中“亲亲”之爱最真实，最浓厚，即“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它注重宗族的利益忽视个人的利益。“仁”与“克己复礼”紧密相连。结果，个人在君臣父子的纲常关系中迷失了自我。人权得不到尊重，“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
传统文化的人性观念最终导致的是人性的悲剧，人性的失落。金庸先生在《鹿鼎记》后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可是因为没有找到一条人性的出路吗？
